从叔伯姑姨、外公外婆那里听来的故事，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比如金无赤足、人无完人，人多数还是善良的；比如判断一个人不能选择他表现最差或最弱的时候；比如对人过于严厉会让我们自己成为伪君子；比如生活中有很多时候只是露露面和等待而已；比如笑常常是面对痛苦最好的有时也是唯一的方式。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认识到，人人都有一个故事——一个美梦与噩梦的故事，一个希望与伤心的故事，一个爱上与失去的故事，一个勇气与恐惧的故事，一个奉献与自私的故事。这一辈子我一直都对别人的故事感兴趣。我想要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感受他们。长大从政后，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给大家一个机会，让他们拥有更美妙的故事。
“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甜心饼」）[^1]演说中那些难忘的语句：「自由具有很多困难，民主也并非完美，但我们从不需要建起高墙，把自己的人民圈在里面。」
[^1]: 这时外交史上的一个美谈。肯尼迪总统当年访问柏林时，想说的是「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Berliner），但他在 Berliner 前加了个非定冠词 ein，使其变成了「甜心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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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赐福祈祷反映出我深深的宗教信念，还有一点点政治。我祈祷上帝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它使我们的人民变得强大。让我们对冷漠、无知和排斥的现象感到难过，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就会从自由人的心底消除自满、贫穷和偏见……让我们关心他人；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没有目的的生活所带来的苦难与混乱；这样当我们去世后，他人仍拥有机会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想部分是因为我母亲所做的和所忍受的。这件事是我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奋力挣扎更为敏感。这些男男女女做的是我们自己不想做，而他们做了我们又不想多付给他们钱的事。这件事让我对忘恩负义的行为深恶痛绝，同时决心一定要知恩图报。这件事还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既要充分利用生活的好运，又不要把好运太当回事儿，因为我心里清楚，命运的螺丝只要一拧，我就会回到起点，甚至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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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格利有两个深刻见解产生了尤其持久的影响。首先，他说，社会必须发展出有组织的手段来达到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知识等方面的目标。在奎格利看来，问题是所有手段最终被「制度化」——也就是说，成为了既得利益，更致力于保住它们的特权，而不是致力于满足它们被创造出来去满足的需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改革或绕过这些制度才能产生变化。如果失败，反动和衰退就会开始。
他的第二个具有持久影响的深刻见解是关于西方文明之所以伟大，西方文明之所以具有不断改革与振兴的能量，其关键所在。他说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成功，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宗教和哲学观念：人从本质上说是善良的；真理是有的，但肉身凡胎的人类却得不到；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接近真理；通过信念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生活得好一些，并在来世得到褒奖。按照奎格利的观点，这些思想赋予我们的文明乐观向上、求真务实的特性，使我们始终坚定信念，相信有可能发生积极的变化。他用「注重未来」四个字来总结我们的意识形态。他指的是一种信念，即：「未来可以比过去更好，每个个体都负有个人的和道德的义务来努力实现这一点。」在 1992 年的竞选以及在我的两届任期内，我都常常引用奎格利教授的话，希望以此鞭策我和我的美国同胞来——同践行他的教诲。